到东汉时期，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才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复仇还是要复仇的，但诛杀就太过了，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放逐。同样，胁迫社庙也只是一种应对异变的方式，目的是维持阴阳平衡，不是说为了天父，就真的把地母神给砸了。

他的理由是“诛不加上”，也就是说母亲还是居于儿子之上的。所以作为儿子，在伦理上不能诛杀母亲。凡人和地母神，应该也是同理。

何休是当时很有威望的人，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才敢公然碰这种话题，进行讲解和教学。但即使这样，还是不出意外地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觉得他的公羊学说，过于酷烈，并不适合社会。

而诛不加上这个理由其实也不对。都不用找大经师们论证，只要看过孟子、荀子的书，都知道，儒家这两位重要巨头，都是支持诛杀“独夫”的。

君臣关系也是重要的基础纲常。桀、纣这样的独夫暴君，相较于臣民，依然是“上位”。但因为他们的恶劣表现，臣民就有了诛杀他们的权力——当初商汤推翻夏桀，打出的就是为普通百姓复仇的旗号。可见，“下”明明是能诛杀“上”的。

同理，母子关系中，有仇的母亲相对于儿子，伦理上确实也是上位。也和桀纣的王位一样，是先天确定的关系。那如果母亲有恶劣表现，儿子为什么又不能诛杀她了呢？

儒家经常把各种纲常关系进行类比，但这次一类比，就发现问题了。

——人家夏桀再怎么说，也是大禹的后代，是先天合法性最高的那一批君主了。结果，他的“上位”的优先度，怎么还比不上个妇人？难道大禹治水的荫蔽，还不如生个孩子？

要是知道这种对比，夏桀都得直呼气抖冷，我们独夫暴君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

因此，这种理论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何休的观点也没有给争论画上句号。相反，随着汉儒走向衰落，大复仇的概念也渐渐淡化了。

希腊学者们，就是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点，质疑塞里斯文明根本不是个父权社会。因为这种“碰都不能碰的话题”，明显就已经触及到核心的纲常伦理了。只有这种级别的基础性设定，才是不能被讨论的“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