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复仇之说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作为一个理论，适用性越广，越简单，就越容易进行宣传。而如果加了一大堆“例外”乃至“例外的例外”，就肯定会影响说服力。

遇到确实没法明说的话题，可以“马肝之论”掩饰过去。但什么都马肝，显然也不是个办法。

说到底，大儒们就是不敢和希腊人那样，直接说“对亲母也应该同态复仇”。所以只能遮遮掩掩，造成这么个漏洞。

郭康觉得，这就是之前所说的，多个“纲常”的副作用了。

那些希腊学者说的其实没错。和只有一个“父权”的希腊罗马文化不同，塞里斯那边，有复数个基本规则同时存在。好处是，那边的社会构造可以更复杂，更完善。坏处是，需要顾忌的地方也太多，而且难免打架。

不说其他各家的叙述，就是儒家的基础典籍内部，都在互相矛盾。儒生们整天吹嘘，说天朝是纲常有序的礼义社会，但周礼搞了小三千年，都没解决母亲这个角色代表的权力。

大家都知道，春秋那会儿，“妇人三从”和“孝”就开始打架，君、父的“尊”和生母的“亲”也在打架。这些问题其实比马肝之会讨论的“革命”问题都严重，牵扯到了儒家，乃至儒家背后、古典塞里斯文明中，基本伦理的问题。

大部分汉儒不敢对此评判，原因也很简单：要是说不应该复仇，就会被人指责，因为这等于给普世性的复仇公理上，开了个漏洞，是在破坏学说的根基。

但要是说应该复仇，同样会被其他人指责，因为社会中普遍认为，不管什么情况，杀母是不可接受的。别说提出这个结论了，哪怕是对杀母报仇的两面性，进行“理中客”式地分析，从而评价其正义程度，都会遭到质疑。

这个问题，前后两千多年下来，就没一个人能说清楚的。最后，使得话题本身，都成了碰都不能碰的禁区。也难怪希腊人笑话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