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广政四年（941年），孟昶亲拟《戒谕辞》，颁刻蜀国郡县衙署：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功，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宋灭后蜀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将孟昶这篇《戒谕辞》截取四句“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作为《戒石铭》，颁行天下，令郡县刻石置公堂座前，以为地方官主政之戒。所以孟昶深得蜀中百姓之心，影响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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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宋军在征服蜀国的过程中，却尽显暴虐野蛮。王全斌等宋将率军入蜀之后，军纪败坏，暴行不断，进入成都之后，在一天之内“杀蜀降兵二万七干人”。且“昼夜宴饮，不恤军事”，“部下渔夺货财，蜀人苦之”，“蜀军愤怨，人人思乱”。

李顺利用百姓们怀念孟氏政权的心理，编造身份，称自己是孟氏后人，很快赢得众多百姓的拥戴和崇拜。同时采纳谋士计辞、吴文赏等的建议，加强了军纪，严禁扰民，并且对大户富绅采为较为缓和的方式，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豪乡绅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一时民心所向，李顺军发展迅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李顺的一系列措施深得蜀中民心，队伍迅速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师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正月戊午日，李顺军攻克汉州；已丑日，攻克彭州。已已日，李顺军攻下了成都府，淳化五年（994年）正月，李顺攻占成都后，自号大蜀王。将国号定名为“大蜀”，确立年号为“应运”，取其顺应时势之意。

原本李顺刚刚接棒时，成都转运使樊知古与成都知府郭载以为贼首王小波已死，便是天下太平了，为表战功，他们立刻上奏称已成功剿杀王小波，余匪不足为虑。待李顺起兵，他们又怕追究自己的欺君之罪，不敢上奏请求发兵，两下差误，蜀中叛乱已呈风起云涌之势。成都城破后，樊知古与郭载丢下成都府逃到梓州，李顺军随之攻克梓州。消息传到朝廷，成都已沦陷半月之久。

面对这样的风云突变，太宗龙颜大怒，他一方面痛恨地方官的欺瞒，一方面懊恼当初的麻痹轻敌。“岂料贼势猖炽如此”。

二月初的汴京都城，春寒料峭，阴雨霏霏，一如此刻太宗的心境。

“启禀陛下，皇后娘娘求见！”

“宣！”

李皇后款款下拜道：“刚刚襄王府传来喜讯，襄王妃顺利诞下一子，母子平安，臣妾谨为皇上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