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描述让顾魏意识到，他们对某些症状的评估可能不够准确。比如患者提到的“脑子里有声音”，之前被简单归为幻觉，但日记里描述得更像是创伤记忆的闪回。

他立即做了笔记，准备调整评估量表。

深夜，电话铃响了。是魏若来。

“听说南京家属去了？”

“下午来的，送了患者的日记。”

“情况怎么样？”

“还好，家属很理解。”顾魏顿了顿，“日记内容...对我们改进治疗有帮助。”

“那就好。”魏若来声音里带着疲惫，“最近上海冷吗？”

“降温了。北京呢？”

“更冷。”魏若来说，“联合研究的事有进展，可能下个月要你再来一趟北京。”

“知道了。”

挂了电话，顾魏继续看日记。看到凌晨一点，才强迫自己休息。

第二天，他根据日记内容重新设计了几个评估项目。在早会上，他详细解释了修改的原因。

“我们要更细致地区分不同症状，治疗才能更精准。”

一位老医生提出质疑：“这么细的分级，临床操作会不会太复杂？”

“开始可能会。”顾魏承认，“但长远看，对患者有益。”

团队接受了这个解释。新评估表开始试用。

几天后，效果显现出来。几位患者之前被忽略的症状得到了更准确的识别和治疗。

“顾医生，这个新表...好像更能说清楚我的感觉。”一位患者说。

这个反馈让顾魏更加确信改进的方向是对的。

周末，他整理了日记中的关键发现，准备写成论文。但涉及患者隐私，他必须谨慎处理。

周一，他约了孙指导员，说明情况。

“日记内容很有价值，但发表需要家属同意。”

“你联系家属了吗？”

“还没有，想先请示您的意见。”

孙指导员想了想：“我向上面汇报一下。这种敏感材料，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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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很快有了回复：可以联系家属，但必须确保完全自愿，且不能有任何强迫。

顾魏给王建国的母亲写了封长信，详细说明了日记的学术价值，以及匿名化处理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