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厨房水槽前，手还捏着那块湿布，龙头早已关了，可他像忘了动。

我转身进了卧室，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躺下时听见他低声说：“今天送外卖……小心台阶。”

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

我没应，只是把脸埋进枕头里。心跳还在指尖回荡，那些画里的我，笑的、生气的、啃红薯的，全都浮在眼前。他不是在学怎么过日子，他是把我一点一滴都收进了心里。

第二天一早，我出门前看了眼客厅。

存钱罐摆在茶几上，铁皮小猪耳朵缺了一角，贴着“鸡蛋基金”四个歪字。它一直在这儿，风吹日晒都不挪窝，像我们这个家唯一的守财童子。

我拎起包走了。

等我送完第一单回来，天刚亮透。屋里没人，阿辞不在厨房，也不在沙发上。我换了鞋，顺手去拿存钱罐——得付水电费了。

盖子一拧开，手指碰到一张纸。

百元钞。

崭新的，折得整整齐齐，压在一堆硬币底下。上面没有字，也没标记，可我知道是他放的。

我没有愣住，也没生气。只是默默把钞票拿出来，放进外套内袋，拎着空罐子去了楼下便利店。

老板娘认识我，笑着问：“又凑够一百啦？”

“换一百个一块的。”我把钞票递过去。

她麻利地数出硬币，哗啦一声倒进塑料袋。我提着回去，坐在餐桌旁，一枚一枚往罐子里投。

叮当、叮当、叮当。

声音清脆，像早晨六点的闹钟，像电动车启动时的提示音，像我每次加班回来踩响楼梯的脚步。

我数着，一百枚，不多不少。

最后放进去一张纸条，用铅笔写的：“你的奔驰油箱，一罐不够。”

没署名，也不解释。

他知道是谁写的。

傍晚我照常出勤，回来时他已经做好了饭——两碗泡面，加了个煎蛋。他低头吃着，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领口还是歪的。

我没提存钱罐的事，他也装作没事发生。

我们安静吃完，他收拾碗筷，我去擦桌子。路过茶几时，我瞥见那只铁皮猪正对着我，肚皮鼓鼓的，像吃饱了笑。

第三天清晨，阳光斜斜切进屋子。

我还没出门，就看见他坐在沙发边沿，手里捧着存钱罐。盖子开着，他正把硬币一颗颗倒出来，摊在掌心。

他低着头，睫毛垂下来，在脸颊投下一小片影子。阳光从窗缝爬进来，落在他手上，那一堆一元硬币泛着温润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