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发现，官府衙门能做到一级从属一级，管理一切，而且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对此，他称赞不已。

他还宣称，中国皇帝一方面是专制的，另一方面又受到哲学家型官员的限制和指导，这些官员“为民父母”，提倡“以民为本”，代表人民的呼声，堪称最好的政府结构。

另一位学者基尔谢干脆认定，中国就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因为它由学者统治，符合神圣哲学家的意愿，因此一定是个快乐的王国。

卢梭也称赞中国的种种政策和法律。他发现，在中国，连米价的过度昂贵，都会影响行省总督的政治前途；而一旦发生民变，当地官员必然会倒台。皇帝经常在官民冲突中支持人民，为此不惜处决激起暴乱的官吏。

卢梭认为，这表明中国民众和皇帝的素质都相当高。公众从不无故滋事，而且相信皇帝能公正判决；皇帝也相信民众总是出于公心，每次都能发现民变背后的冤情。这显然是非常公正的制度。

对此，狄德罗也表示认同，并他的《百科全书》中称赞中国的政治思想制度，和儒家的道德哲学。他表示，人们一致认为，中国人历史悠久，精神高尚，艺术精湛，才智出众，政治清明，还具有哲学素养。因此，中华民族优于亚洲其他民族，甚至可以和欧洲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相媲美。

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他这说的太自傲了。同为百科全书派的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中，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把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兴盛这么久，就是告诉人们，繁荣必须依靠道德。所以，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原理和政治体系才是社会制度的最好范本。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至于原因，伏尔泰也进行了分析。他观察到，中国的皇帝和官府非常重视兴建公共设施，维护公共利益，进行修桥铺路、开凿运河等工程，给人们带来方便。而这背后的原因，伏尔泰归结为，是中国的父权制在起作用。

他认为，和其他文明不同，中国的父权没有受到过削弱，子女对父亲的“孝”一直是国家的基础。所以，中国的政府当局才爱民如子，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

为此，伏尔泰还跟踪了当时的东方新闻，总结之后认为，新皇帝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他的父亲，以至于“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皇帝还奖励勤劳和孝顺的农民，亲自审阅重罪案件，显然尽到了君父的职责，证明了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