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议完事，中书舍人几道诏旨都拟好了，呈给圣人过目无误，便当殿用皇帝印，诸宰执过目后一一签押，门下用玺印，封入“八百里急递”的漆朱皮筒中火漆戳门下省印，着即令驿递快马送出。
圣人问众臣：“诸卿还有要事需议？若无，就散。”
太子道：“臣有奏。”见圣人颔首，便道，“天竺疫情已经泛滥南部，恐怕如陛下所言，东海都护府亦无幸理，只是呈报尚未至。若如此，南洋诸国、东海诸藩属恐怕也遭了殃，这霍乱方子是否公布诸国？”
众臣一听，便知太子又生慈悯心了。
圣人问：“诸卿以为呢？”
中书令裴昶回道：“臣以为，各国海上通贸，瘟疫是一方遭难，八方遭殃，能救自然要救。”话一顿，“却不可白救。民间讲，升米恩，斗米仇；又所谓，白给的不香。此前我朝通告各国及诸藩提防天竺传入瘟疫已是仁义。咱们大唐既要讲仁义，有华夏帝国的文明风范，但也不能仁义过头，超过了限度，就是对本朝百姓的不仁义；对被救援的国家也不一定是好事，滋长了依赖、伸手之风，正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人贵自助嘛。这霍乱方子只是一张纸，但其中的药材大部分只有咱们大唐才有产。方子可以给，药材却不能白给——至少，也得收一半的价。不然，以后但凡有了危难，当咱们大唐是可以化缘的施主？”
“噗！”中书左卿和尚书左仆射都忍俊不禁，面上均露出赞同之色。
侍中崔希真捋着他的雪白胡须道：“裴中书所言甚是。瘟疫自然是要救，但人的天性，就是好逸恶劳。以前新罗、扶桑、北虾、流鬼四个藩属国发生地震、灾荒，咱们大唐都有救济，但均有个限度，超过限度就不是无偿的。若不然，让这些藩属生出凡遇天灾就坐等大唐救济的习惯，便易滋长好逸恶劳的惰性，民风也就坏了。”
尚书令魏重润和门下左卿邵崇廉也都微微颔首。
在对藩属国的态度上，不论世家宰执，还是寒门宰执，思想基本是一致的。
这些藩属国，大唐是不屑于收归于己的，疆域狭小，又没多少资源，占据一两个军事要点建立军港已经足够，若是收归为疆土负担就大了，改革政治，收拢军事，推广农技，促进耕织，推进教育，加强教化……整个一包袱，吃力不讨好。
如果是琉求岛那样的，处于大唐东海腹心，与福建道仅隔一道海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岛上资源丰富，土地也十分肥沃，那就很有谋划为疆土的价值，所以琉求国成了大唐的琉州。
而新罗、扶桑、北虾、流鬼这些“不具备疆土价值”的藩属，大唐乐意接收他们的遣唐使，也乐意接收他们的国王、贵族或酋长子弟入大唐官学，进行教育文化的“交流”，每逢天灾大唐也会适当的伸手援助，获取藩属国的感激和民心，不会趁其危难谋其国，因为没这个价值。但是，大唐的援助不是完全无偿的，必定要藩属国付出一定的代价。有付出，才知道援助的珍贵，否则，恩情越多就越贱，没准养出白眼狼来。
裴、崔二相之言太子一点就通，他苍白的脸庞上双眼黑亮有神，向两位宰相一颔首道：“中书、侍中之言，道出施恩的至理。白给的，不珍惜。次次都白给，便认为应当了。对教化藩属反而起了不良作用。”至于不是藩属的其他国家，大唐对他们的责任就更次一等了，不能白白拿大唐的钱物去救济他们，私底下的交易还是要有的。便对圣人道：“综合宰相的意见，臣以为，对属国，治霍乱的药材可仅收成本价；对非属国，睦邻友好的，可在成本之上加收一至两成；若是大食、乌古斯汗国，市售价减一成就是仁义了。”
太子声音温和，目光淡淡，对大食、乌古斯这种与大唐屡有战事或摩擦的“恶邻”，出手救他们的百姓已经是仁义了，无偿救援那就是讲“兼爱”讲到狼身上去了。
“太子殿下所言甚当。”尚书左仆射张夷直当先附和道。
其他宰执也都出语赞附。
崔希真捋了捋胡须，心里是得意的。和这位太子女婿相处越久，便知这位殿下是真个虚怀若谷，听得进意见，而不是以纳言收揽人心；虽然崇尚儒家，言必讲“仁德礼义”，与他们这些崇尚黄老之道的世家有些，却不是没有原则的讲仁，不似科举中一些读儒经把脑子读呆了的儒生，那才叫人头痛。
魏重润抚着颌下美髯，缓缓说道：“这方子制成药丸的效果不知如何？——上回庭州鼠疫后，太医署按鼠疫方子治成的药丸效果就不错，能达到现煎药的五六成之效。”
殿中宰执们都笑起来。
药丸的吸收当然不及现煎的汤剂，而且是根据同一病症的普遍用药剂量而制，不可能如大夫看诊般针对个体差异用药，疗效自然远不及现煎药剂，需要长期服用，但炮制得好，也能有五到七成功效，但是携带、服用方便，与汤剂相比容易成为常备药。之前太医署按道门治鼠疫的方子制成了祛鼠疫药丸，高价销给了欧罗顿，换回了三十万两黄金和四十万两白银。对于这个“高价换药”，大唐君臣没有一点愧疚——庭州鼠疫是怎么回事，双方心知肚明，欧罗顿人想祸水南引，自己不好过也不让别人好处，不给它一点教训，当大唐是任人欺负的软羊？
裴昶捋须半眯着眼道：“治霍乱的药材和后期制成的药丸往天竺销不仅不能降价，还要提高三成价销给婆罗门和刹帝利——天竺是霍乱传疫的罪魁祸首，不重重惩罚他们就是仁慈了。至于平民，可以由佛门去布施嘛。”
最后一句让宰执们都笑了，俱心领神会的向裴昶递个眼色：好主意！
大唐的药丸在诸藩属国和许多国家都是销得极好的，包括南洋国家和北边的燕周、乌古斯汗国，而在新罗和扶桑这两藩属国，学习唐医和习唐文、说唐语一样，成了潮流。唯独在天竺、大食和欧罗顿，因为三个国家的国教都有自己的教医，对唐药当然排斥。欧罗顿还算好，虽然教会为了维护圣水治病的神圣，明面上斥责唐药是“邪药”，禁止使用唐药，但私下里那些奢侈的大教士们个个都在用唐药，知道“圣水”真相的国王贵族们更不必讲——大唐的“走私药”卖得很红火；但在天竺和大食，唐药就卖不开了，相比景教徒，婆罗门教和大食教的狂信徒比较多，不仅自己不用唐药，发现偷偷有用唐药的，还会施以酷刑。
但不论信仰如何虔诚，身份如何高贵，在瘟疫面前，性命都是一样的贱，疾病不会“垂怜”教士和贵族。霍乱药丸可以治疫，也能抑制霍乱的传染，那些贵族无论是已经染疫的还是没有染疫的，总有恐惧死亡的人，殿上的君臣就不信大食和天竺人人都是直面死亡的勇士。
让佛门在天竺布施汤剂和药丸就更是一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