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立即说洪汛，却说起了人口，淡凉的声音道：“长治三十年，户部人口大普查，大唐全域计一千七百五十六万户，计口约一亿一千万人。若加隐户和奴婢人口，以及深山老林里未编户的人口，约摸还有一千万。

    “大唐之前，人口最盛时是西汉，王莽篡位前是六千万，至后战争破坏，统一王朝立国短，再无西汉时人口。大唐统一南北时，人口也才四千多万，到如今，已经翻了一番之多。人口繁衍之快，盛过历朝。这是想当然之事，国内太平，赋税不重，人口增加便快。这是好事，却也不完全是好事。”

    她看了眼支起的竹窗外葱郁的竹海，绿色望不到边际，声音如竹林般幽凉，“人口太多，垦田太多，破坏林木太多，水灾越来越频繁，也不奇怪。”

    的确不奇怪，萧琰也听四哥萧琮讲过，因读《高宗实录》有两道诏令与此有关，萧琮便给她详细讲过前因后果。

    那是高宗三十年，司天台、天策书院、国子监会同请道门、佛门的易道大家聚会长安，切磋辩论易道，道门的易道大家提出了“人口繁衍过盛不利水土”之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也引起了当时旁听的高宗的重视，之后便下令翰林苑易学士会同天策书院地院精通地理的易学家研究此论。易学家们在经过对历朝历代人口和灾害的史料对比研究后，得出结论：伐林为田对地表的破坏，将使泥土流失，导致人为洪涝。

    易学家们的研究很严谨，对史料的考证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也使研究的结论十分可信，单以关中为例，先秦时代还有大片原始森林，在秦统一六国后，关中涌入大量人口，垦地面积增加，加上始皇帝修建宫殿陵寝，大量砍伐树木，造成黄土地泥土开始流入河中；至西汉时期，天下大治，又有大量林区变成农耕区；再至大唐，国力强大为历朝之盛，都城规模也是前无古人，耗用木材无数，仅就长安而言，除了在邻近州县的山中采伐外，还远到岐山、陇山采办，秦岭和终南山的风水都破坏不少，道门和佛门对此意见很大，所以才有易道交流会上联合发难“垦田伐林有妨水土”之事。

    而翰林苑的天策书院的易学家们研究证实了这个结论，对大唐的国策影响颇为深远，最直接的影响是，高宗先后颁下《河域植树诏》《山林限伐诏》，下令木材商人采伐树木必须取得当地河道衙门开出的伐木许可令，并对大宗伐木开征伐木税，偷伐林木者重处，甚至死刑。而这个限伐诏令，又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比如造成了砖石建筑材料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民间制砖业和采石业的大发展；又比如，造成了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又比如，促成了取代木柴——这是林木消耗的最大宗——的新燃物的出现，即现在冶炼上大量使用的石炭（煤）；而石炭在冶炼上不及木炭的缺陷，又促进了石炭的“提纯”（焦炭），使炼出的铁和钢的纯度、韧性都得到了提高，从而促进了铁器和武备的革新，而铁器的革新又促进了农耕的发展，转过来又造成了人口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垦田进一步增加……总之，一项诏令，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变化。

    而这些逐渐发生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关注，是因为翰林苑的墨家学者们对史料的研究对比写出的学论文章发表在《翰林集苑》上引起了皇帝和宰相们的注意——相比儒家研史是“鉴古今，知得失”，为帝王治世之用，墨家研史却是关注“百姓日用”的变化，以此评论国家治政的得失，敦促朝廷改革或制定利民国策。虽说大唐统一南北后起用墨家是为了获取墨家剑阁的支持，但墨家学者、官员“务实，谋民利”的处事目的对大唐的统治有利，皇帝越来越重视墨家也是缘于此，甚而出了简宗这么一位“造船皇帝”，当然，简宗崇尚的是墨家的技术而不是思想，但昭宗朝时造船业和海贸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得益于简宗“痴于墨造之术”，而商贸的大繁荣促进国家的富庶，又造成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垦田增加，于是山林被毁，水土流失……萧琰一瞬间已经想到了这么远，脑子不由打结：这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循环。

    治国真难啊！

    她心里感叹，同情的看了李毓祯一眼。

    李毓祯侧目向她一挑眉，那意思是：知道我难，还不来帮我？

    萧琰立即垂眉耷眼，这个真帮不了，要能帮咱就是宰相之才了。提起汤瓶添了两盏茶，一盏端给申王，一盏端给李毓祯，换下他们喝了一半的茶碗，心道：端茶送水这活咱还是能干的。

    申王端起茶碗啜了一口，放下道：“这事朝廷已经论证了许多年，翰林苑学士们也没研究出有效的政策，限伐要限，植树要植，但垦田也还得垦。何况，还有‘地土兼并’这个痼疾。农户没有田，客户、流民就要增多，相比从世家和地方豪户手中抠出隐田，毁林垦新田，或围湖造田就相对容易些，地方官岂会舍易求难？垦田、围田本来是利民的好事，但过度了就造成旱涝，天灾泰半出于人.祸，这的确是道理。易经的盛衰转换，儒家的中庸，都是说的‘度’的道理，人口增长过度，的确不是好事。”转而又笑道，“但让人不生，这也是难事。姑且不说‘多子多福’的观念变易，单是如何让人不生，这就是难事了，贫家可没那钱买避子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