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尚书令看得如何？”

吴恭喝了一口酒，询问道。

陈暮点点头：“原来是弘农郡的盗窃案，我正打算下公文对大理与弘农太守士孙睦以及陆浑令郭永申饬一番。”

吴恭脸一黑，道：“这么说，尚书令是觉得我量刑有问题，要责难于我？”

“量刑没问题。”

陈暮笑了笑：“《刑法志》言，取其非物谓之盗，《律令》曰：盗二两金者弃市，此人臧（赃）获，得失物直（值）三两金，弃市无可厚非。”

盗窃罪在汉朝是极大的罪，分为四个等级，偷1钱-22钱或者价值1-22钱的物品，罚金1两。

偷110钱到22钱的物品，罚金4两。

110到220，关3年。

220到660，关5年。

660枚五铢钱到二两金之间，无期徒刑，脸上刻字。

二两金以上，弃市。

一斤金子价值一万钱，十六两为一斤，那么一两金子就是625钱，二两金子，就是1250钱。

弃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带去闹事街头，人多的地方斩首。

到明清时期，就是菜市场行刑。

想象一下，现代偷几千块钱被判死刑是什么概念。

这还是汉朝，法律已经算是宽松了一些，秦朝的法律更严苛，偷盗罪几乎与杀人罪并列。

只要你敢偷，哪怕1毛钱，也得服徭役30天。

从秦简《法律答问》里来看，基本上就是犯点小罪坐牢服徭役，中罪就是死刑，大罪不用想了，直接连坐。

如此严酷的律法，也难怪秦二世而亡。

“既然量刑没错，那是何意？”

吴恭脸色就更加不好看，把廷尉已经盖章要斩首的犯人临时叫停，硬生生又拉回死牢里，这无疑在打廷尉的脸。

陈暮说道：“这案子有一处疑点。”

“哪处有疑点？”

“公文上说，富商张斗丢失玉器一件，值三两金，后于案犯王乙家中人臧并获，是与不是？”

“不错，公文里写得很清楚，王乙那日醉酒，趁夜潜入张家，盗取玉器，墙壁上还有王乙那日所穿之鞋的鞋印，印纹已经对比过，确认无误。”

“所以我才有一点想不明白。”

“哪一点？”

“按照以往公文叙述，当地官府如何确认是这名犯人，又如何抓住他的，都会详细记载，而这里面却含糊其辞，只有一句张斗起夜，隐约见是王乙。”

“失主亲自指认难道不对吗？”

“当然不对，我看了王乙户籍，此人是城外乡里人，在西城单独租住房屋，平日做点小生意。而那张斗住在城东，是大富商，按理来说，二人身份地位相差如此之大，应该不认识才对。”

“也许是偶尔听起？一个县城能有多少人，少的数千，多的不过万余而已，偶尔遇见很正常。”

“那也不该知道名字。”

陈暮继续道：“另外我看案情报告，说是王乙朋友喊他喝酒，喝到午夜才离去。那王乙朋友家与王乙家不过数百步，一个喝醉酒之人，绕那么大一圈跑到城东去，不合乎情理。”

吴恭说道：“也许他仗着酒劲，故意去偷盗呢？”

“你喝成那样还能爬围墙吗？”

陈暮反问。

吴恭一时语塞。

陈暮又说道：“其实这也没什么，有些人的行为难以理解，也很正常。但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查了户籍资料，那张斗也算颇有家资，奴仆达二百余人，一个喝醉酒的人闯入人家的宅院，那么多奴仆居然没有守夜巡逻的发现，实在说不通吧。”

“这......”

吴恭被他这么一说，也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汉朝人定盗窃罪靠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人赃并获，其它证据反而没那么重要。

事实上不仅汉朝，封建王朝都是这样，甚至如果你得罪了某地县令，都不需要人赃并获，直接给你网罗一个罪名就行。

《窦娥冤》就是典型的例子。

正所谓破家县令、灭门知府，官员拿捏升斗小民，不亚于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所以说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出入什么上流社会的现代人，穿越到古代，真以为自己能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