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

医馆后院的鸟鸣声比往常稀疏，大概是附近的居民都闭户不出，连喂鸟的人也少了。我像往常一样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床头柜上的水银体温计。这是隔离以来的例行程序——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数据要上报街道办。

甩下水银柱，夹在腋下。五分钟后取出，对着晨光仔细看。

水银柱停在了37.5度的刻度线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看错了，又测了一次。还是37.5。

“先生...”我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发颤。

周老先生正在前堂洒扫，听到声音快步走进来。他接过体温计，在光线下仔细确认，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问，声音很平静，但眼神里闪过一丝忧虑。

我仔细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嗓子有点干...头有点昏沉...浑身没力气...像是感冒前的那种感觉。”

周老先生让我坐在诊床上，戴上一次性手套，开始检查。先是诊脉——他的手指搭在我的腕部，闭着眼睛感受脉搏的跳动。大约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脉浮数。”然后让我伸出舌头：“舌边尖红，苔薄黄。典型的风热表证。”

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些普通的感冒症状却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周老先生摘下手套，用酒精仔细消毒双手，然后走到前堂的电话旁。他的手在拨号盘上停顿了片刻，最终还是按下了街道办的号码。

“喂，我是济生堂的周济民。我这里有个情况要报告...”

电话那头的声音透过听筒隐约传来，很严肃。周老先生一边回答一边记录：体温37.5度，症状描述，接触史...最后他说：“好，我们等通知。”

挂了电话，医馆里陷入一种压抑的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像擂鼓。

“周师父，如果我真的...”话到嘴边，我却说不下去。

“先别胡思乱想。”周老先生打断我，“可能是普通感冒，也可能是累着了。但按照规定，任何发热都必须排查。”

他走到药柜前，抓了几味药：金银花、连翘、薄荷、甘草。“我先给你熬点清热解毒的药，不管是什么，先控制症状。”

药罐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响着，药香弥漫开来。可这往常让人安心的气味，此刻却让我更加焦虑。

上午九点，街道办的人来了。这次来了三个，都穿着全套的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看不清面容。为首的拿着登记本，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

“最近十四天接触过发热病人吗？”

“有。前天接触过一个发热病人，后来确诊了非典。”

“去过医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吗？”

“去过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送一个病人。”

“在医馆接触过其他可疑人员吗？”

“每天都有来买预防药的人，但都戴着口罩，保持距离...”

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一一回答。每回答一个，心里就沉一分。

问完后，他们商量了几句，然后宣布：“需要去定点医院做隔离观察。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救护车。这三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周老先生给我拿来一套防护服——那是医馆备用的，白色的连体衣，厚厚的塑料材质。我笨拙地穿上，拉链拉到下巴，然后是口罩、护目镜、手套...每穿戴一件，就感觉离正常的世界远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