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三冗之一的冗官也是这么来的，一个职位有好几个人同时担任，一个人又同时可以担任好几个职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策程序不繁琐才奇怪，政策实施肯定会畸形。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就有他要削减官员荣职，降低官员俸禄，从而影响了同僚利益，绝大部分的官员这才会反对他。

时文彬能够分理民情，闲暇时抚琴会客，不贪财受贿，就是他不用花心思捞钱补贴家里生活用支，可以一心扑在留名后世上。

至于说时文彬是不是一心为民的那种人。

如果他真的懂儒学亚圣孟子的那句君为轻，民为重，社稷次之，将民贵君轻的思想学透了，他哪会坐视大宋百姓被贪官污吏迫害，容忍赵佶放纵声色，六贼荼毒天下，怕是早就宁愿舍了一身官服，也要公书赵佶抨击朝政不堪了。

归根结底，时文彬也不过是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洗脑了的读书人，他只是一个清流，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罢了。

时文彬作为郓城知县，当地最大的官，一方百里侯，在大宋这个奸佞横行的世道，他有能力处理些家长里短，民事纠纷，已经是最大的成果。

特别是和上任知县比较，时文彬在百姓的心中已是难得的清官。

但官始终是官，时文彬又怎会感同身受的理解贫苦百姓的艰辛。

阮氏三雄受括田法的压迫不是个例，山东及北方各地比比皆是，都说皇权不下乡，知县又何曾到过地里。

时文彬只知流民越来越多，可这不是大宋的常态，没有什么好惊奇的，而且郓城附近还有梁山这个绿林巨寨。

理所当然的，时文彬就把百姓受苦的原由归结到刘玄身上，至于朝廷，不过是官家暂时被奸贼蒙蔽，有朝一日，官家必是能够识破奸贼面目，重整旗鼓，清除奸佞，再兴仁政，真正使大宋丰亨豫大。

他感叹阮氏三雄从贼，是怒其不争。

阮氏三雄清白之身又本事了得竟不思为国，反而上梁山和大逆不道的刘玄为伍。

更是感叹刘玄的贼众愈发壮大，使得济州军剿匪又平添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