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日本派出“遣明使”这样的事，如果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那无疑是一件大事，值得整个国家的统治阶层高度关注。但是，对于如今的大明而言，这就不过是皇帝和首辅两人一番谈话就能决定的小事。

拜周公旦与始皇帝之福，中国在同时期的世界上简直堪称政治早熟——而且熟得过分。中国拥有太过优秀的基础，广土、巨族、文化一体、中央集权，一切的一切都让它天然、必然成为周边外邦既钦羡又畏惧的“天朝”。

看看此时的欧洲各主要国家，谁的情况比大明更好？

先说大明将来在陆地上极大概率要面对的头号强敌沙俄。沙俄摆脱“鞑靼桎梏”至今也刚过百年不久，在万历三十年的今天，也就是公元1602年，沙俄连政权结构都还不算稳定，贵族势力在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沙皇的权威尚未完全确立，贵族们往往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和影响力。

此时，别称“雷帝”的伊凡四世已经去世，其子费奥多尔继位，但由于费奥多尔体弱多病且对政治不感兴趣，国家大事主要由他的亲信鲍里斯·戈东诺夫处理。戈东诺夫摄政期间，贵族间的权力争斗愈发激烈，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当然，沙俄在1602年前后已经开始了其对外扩张的步伐。例如，沙俄曾派遣军队入侵位于中亚的希瓦汗国，虽然这次入侵以失败告终，但已经显示了沙俄对外扩张的野心。

高务实有一种预感或者说推测，随着大明的力量西扩到铁路出现之前统治力量的极限，被大明往西驱逐到中亚的布日哈图必然会与沙俄爆发冲突。

在冲突早期，依靠布日哈图的能力，察哈尔部应该能占据一定的优势，但他总有离世的一天，在他死后，除非察哈尔部能够出现一代甚至数代“圣君”，否则沙俄一定能背靠西方的火器进步逐渐扳回劣势，直到彻底完成中亚征服——除非这个过程拖得太久，以至于出现了铁路，而大明的力量随着铁路继续西扩。

不过，那也和察哈尔部关系不大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对抗的双方主角已经换成了大明与沙俄。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察哈尔部依旧保持游牧传统，没有凶猛到一路南下打穿波斯，抵达印度洋，同时政治智慧爆炸，居然从此开启海洋时代——高务实觉得这实在不太可能。

说回沙俄，它的对手当然不止区区一个察哈尔，扩张方向也远远不止一个中亚。其与周边国家的冲突非常之多。例如，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冲突在这一时期就尤为激烈，双方为了争夺领土和影响力，已经并将继续展开多次战争。这些冲突不仅会消耗沙俄的国力，也会加剧其内部的政治动荡。

从经济与政治制度来说，1602年左右的沙俄，农奴制正在逐渐发展。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势力，开始大量购买和占有农奴。这种制度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限制了沙俄经济的发展。不得不说，都十七世纪了还在搞农奴制，并且还要搞三百年之久，沙俄的政治、经济制度确实非常落后。

也正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贵族们的剥削，沙俄在这一时期将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财政枯竭、税收沉重和农民起义等问题层出不穷，使得沙俄的统治基础受到了严重动摇。

至于宗教，沙俄在这一时期仍然深受东正教的影响。宗教在沙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贵族们往往利用宗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民众则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

其他诸如文化什么的，对此时的沙俄还不构成明显影响，就先不去说了。

总之，万历三十年，即1602年左右的沙俄，正处于一个政治动荡、军事扩张、经济困境互相交织的时期。其势力已经向东跨过了乌拉尔山，触角的最远端甚至能和瓦剌诸部相连。

不过，与大明只能依靠将鄂尔多斯部移镇七河来羁縻控制原瓦剌诸部的西北区域一样，沙俄同样也无法在这里投入多少实力。

暂时来看——高务实的意思是在他辅政的可能期限之内——大明与沙俄或许会有触角级别的冲突，但由于双方能投入的力量都远远不够看，因此也不太可能爆发严重冲突。

再看看早期殖民诸国。先说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帝国(西班牙国王继续兼任葡萄牙国王，形成共主邦联国)，此时那位“世界不足我欲”的腓力二世已经去世，继位的是庸碌无能的腓力三世。

从表面上来看，此时的西葡帝国依旧光辉耀眼。西班牙占据了北到墨西哥、南到秘鲁的大半个美洲，海量的金银为它征战四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

葡萄牙在美洲占据了巴西，在非洲和亚洲建立了众多的沿海殖民城市或者殖民据点，基本掌握着“大明-南疆经济体系”从印度洋开始卖往西亚与欧洲的绝大多数丝绸、瓷器、香料(香料主要来自京华控制的南洋)、茶叶等高档货，利润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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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盛世之下，却已然危机四伏。西葡帝国(以下简称西班牙)在欧洲面临许多困难，其中尤以战争和经济困难为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