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高务实搞的水泥问世，大明已经逐渐接受了水泥这种新型建筑材料，这几年来，光从朝廷的角度来说，大同边墙整修、蓟北边墙整修等工程都大量运用到了水泥。而河工方面也同样如此，连续数年都大量购入水泥，用于加固关键河段以及新挖河段。

按照魏学曾和高务实交底所言，光是今年一年，河工方面用来购入水泥的款项就达到二十七万两，而本年河工的朝廷总拨款也只有七十一万两，购入水泥的花费占比达到了38%之多。

这就很好理解魏学曾为此来找高务实商议赊账的事宜了——工部尚书魏学曾与河总潘季驯都是高拱提拔起来的，他们或许敢于将其他款项延后拨付，但对于京华水泥的货款，未经高务实同意，他们肯定不敢随意延后，这太影响内部团结了。

不过，既然是内部，相对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私下商议，于是就有了魏学曾今日之行。

高务实知道，京华水泥厂的水泥卖得其实是挺贵的，他并没有因为要“支援国家建设”就在这方面自己压价。高务实的思路一直都是希望大明朝廷建立起有效可行的新财政体系，能够在正常的商业运作范围下完成国家的各项工程，而不是他高某人从头到尾学**。

他说自己愿意缴税，这是心里话，因为在他看来缴税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国家给于的良好商业环境，商人怎么可能取得好的利润率？好比一旦国家动荡，或许有部分商人能发财，但更多的商人肯定只能破产，这就是商业大环境的影响。

但缴税归缴税，正常的商业行为却不该被扭曲——当然在大明，扭曲的东西太多了，倒也不差这一块。比方说历史上万历三大征，很多后世之人都知道，那三场仗户部根本没有投多少钱进去，主要是靠万历帝的内帑在支撑。

事实上这种国家层面的战争，户部出军费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事？

还有万历中后期的各种因灾免税，免来免去也是内帑帮忙出钱，万历甚至不得不下诏警告户部“不要单恃内帑”。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财政制度扭曲：地方不肯收税——户部没钱所以不肯出钱——皇帝拿内帑补贴国用——内帑没钱所以广派中官收取矿税(商税为主)——地方上疏骂皇帝贪财——皇帝批评户部不作为并继续收矿税——地方越不肯缴税。

如此循环往复，局面越来越糟，地方官员觉得皇帝贪婪成性，皇帝也嫌这些官员屁用没有，于是整个国家大局越来越差，皇帝也越来越不待见这些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