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建议，其实就是高拱这道疏文的核心，其他的说法，诸如“以前只有三四个秉笔，每人要兼管三到四个内廷重要机构，所以应该添设秉笔，今后每位兼掌两个机构就行之类”的话，其实都是为了不使“削冯保”显得太突兀而为之的。

冯保对此大为不满，这是肯定的，但他不满没有用，这件事他是属于“直接当事人”，脸皮再厚也不好自己跳出来说“咱爷们不累，爷们干得了”。

没办法，冯保只好再次连夜去找张居正讨教，看看这位张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在去往张大学士府的路上，冯保心里一会儿发狠，一会儿发怵。

发狠不必说了，被人逼到这个份上，别说冯保这种面似和善，其实鹰视狼顾之辈，就算泥菩萨只怕也要生气。

发怵则是真的有点慌了，高拱这一次的手段看似凌厉，但却很有分寸，一点都不像他做其他事的风格：他没有直接上来就要求削整个司礼监的权——也就是说，他不动内廷这个整体的权，他只是把这种权力，从三四个人分到五六个人头上去。

别看同样是分权，差别可是巨大的。

前一种直接削权于司礼监，由于司礼监其实是皇帝的一只手，削司礼监的权相当于削皇帝的权，即便今上对高拱信重简直不能形容，但高拱如果这么做，皇帝哪怕最终同意，心里也必然会有一些不满。

但是后一种则不然，司礼监原本是十分权力，里头的大太监们可能各掌三分，而按照高拱这一轮办法削完，大太监们被削了权，可能每人就只剩两分权了，但是司礼监整体仍然是掌握着十分权，一点也没削。

这样一来，大太监们或许不满，可是皇帝就无所谓了——反正他手头的权力一点没削。

冯保慌就慌在这儿了，这代表皇帝本人几乎不可能会对这个建议产生反感，鉴于那天皇帝的表现，似乎也很怕高拱继续追问他到底为何昏倒，那么这次十有八九就会顺水推舟，同意高拱的建议，把自己昏倒的责任甩锅给司礼监——就是你们照顾不周嘛，高先生法眼如炬！

此时此刻，冯保觉得只有张居正，或许还能有办法为自己挽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