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冶铁绝对吊打当代任何地方，洪武十八年（1385年）太祖罢官铁冶，开放民营。

官府对民冶铁征收十五分之一的铁课。

永乐初年铁课征税是1957万5026斤，也就是说全国实际产铁量约为铁课的15倍左右也就2亿7362万斤左右。

明朝的一公斤约为后世的1.673斤，2亿7362万斤则约为16万2550吨。

这个产量可与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的总产量 14 万吨至 18 万吨相比拟。

也就是说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 18 世纪初整个欧洲冶铁的全部产量。

嘉靖十年（1531），铁矿课税增至2763万斤，也就是说实际产铁超过了60万吨。

万历朝之前，大明的铁矿政策一直是官私营并重的局面。

然后自万历时期以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时开始，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

最为出名的便是芜湖，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

着名的濮万兴钢坊就是其代表之一，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

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

而类似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天下不知凡几。

由于私营盛行，官营萎靡，到了万历朝中期，大明的铁政实际上已经全面失控。

其实不光是铁政，其它门类的工业管制也基本上都已经失控。

这里面当然有万历皇帝的责任，但是更多的还是官商勾结，掌控舆论制高点的清流鼓捣仁政，才是导致事态彻底失控的关键所在。

而导致这一切现象的元凶，正是被后世称为‘为大明续命’百年的大明第一首辅张居正大人。

由于张居正为了对抗守旧的反对派势力，从而大力扶持江南新兴商人势力，然后大肆放任民营企来冲击国营企业。

最终导致国营企业完全凋敝，直至万历皇帝接手之后，即便是励精图治，但最终也还是没能阻止持续的恶化。

这也是为什么侯平不敢轻易拒绝佟黑还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生意他如果不做，大把是人抢着做。

大明的商人，早已经没有什么家国情怀，在他们的眼中，只要有利益祖坟都可以卖，何况是国家。

八大晋商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是真正的私营企业，搞点铁片出关其实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是织造厂是在皇帝那里有备案，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